男子裸辞后回县城 记录光棍生活收获启示

摘要：2020年，刚从广告公司离职的王超回到老家，内蒙开鲁县。闲来无事，他将镜头对准自己的老叔王占义。老叔的生活节奏很慢，爱盯着洗衣机转动的滚筒发呆。午觉醒来没事做，就买份爆米花，到公园散步。年近50，没有稳定工作，也没有结婚生子，老叔被看作是“无用的人”。

跟着他的步伐，王超也慢下来，看到了老家不一样的风景。“原来可以不用那样忙得昏天黑地”，这是王超得到的一条启示。两年后，刚搬进新家的老叔突发急性心梗去世。这次意外又引起王超对生存、理想的思考。

以下根据王超的讲述内容整理。

文| 吕煦宬 编辑| 陶若谷

“你看，这棵树多有造型”

老叔上午八九点醒了后，会简单吃点包子、油条和豆浆当早餐。大概11点就有人到他那儿下象棋。棋友里什么人都有，退休政府领导，做生意的，还有工人，有时拎着酒菜就过来了。

戴眼镜被人叫四木匠的，是老叔的老同学。他俩喜欢逗贫。四木匠一进门，要是看到老叔家比平时更乱，就调侃：“这又是遭贼了，还是让谁抢了？”老叔回他：“你没来，那谁抢了？”他的屋子像个小垃圾场，被褥、衣服堆在床上。他也打扫，擦擦地，但永远搞不干净。地上有棋友们抽烟、喝酒留下的痕迹。

这是奶奶的房子。因为没有结婚成家，老叔一直住在这里，六七十平，铺的是地砖。老叔40多岁时，奶奶去世。修补房子成了日常。木质的门框变形了，老叔不知道从哪儿拿一块木板，用钉子和电钻补一下。他的手不巧，做工不精。

我开始拍摄的2020年，老叔已经没有固定的营生了，靠出租祖上留下的平房赚几千块生活费。每天除了下棋，他没有一定要做的事。电话找他的，永远都是下棋、吃饭或者去哪里玩。

老叔的身形比我印象里大了一号，脚上的皮鞋换成了篮球鞋，但还是很爱穿西装，虽然都旧得褪色了。他做饭是“乱炖”，把豆腐和番茄鸡蛋一起炒，很难吃。

意外的是，老叔的伙食不差。他经常参加下棋比赛，在圈子里出名，常被请客吃饭。在正月，我们那儿很多人什么事儿也不干，每天就是吃饭喝酒，老叔跟着蹭，每天都是大鱼大肉，喝点三四百块钱的酒。

老叔做事慢悠悠的，即便去催租也是，租客推脱说没钱，他默默坐在一边抽烟等，耗了两三个小时。如果是我，我会让对方要么给钱，要么搬走，10分钟解决这个问题。后来，老叔谎称自己没地方住，要用这间屋子，才让那人搬走，说话最后爱加上“咯咯咯”的笑声，调节气氛。

在老家的那五个月，我感觉时间都变慢了。洗衣服时，老叔爱站在咣当咣当的小天鹅洗衣机旁，盯着转动的滚筒发呆。他有很多时间可以真的闲下来，在家门口的破沙发一坐，看着街上的人走来走去。

有天下午，老叔午睡起来，说要出去溜达。在路边，他买了一份爆米花，接着往公园走。那时是五月份，是老家最舒服的季节，不冷不热，小风吹着。广场上的人有说有笑，有年轻人在自拍，孩子在玩滑板车。老叔停在了一棵松树下，看了一会儿对我说：“你看，这棵树多有造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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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型这两个字，让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我学了这么久视听语言，才明白创作中造型的重要。老叔没有人教，但他自己会观察。那棵树的树干横七竖八，像人的肌肉，很有力量感。我走过这个广场无数次，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棵树。

王超的老叔。

回老家前，我在北京的广告公司工作，几乎快忘了那种对具体生活的感受了。做乙方，24小时回应客户是必须的。熬夜、通宵、睡公司都是常事。有次客户突然说要改片子，就马上联系剪辑师去做，即便人家在高速上，得让他下高速，去服务站去做。有次我在加拿大出差，白天拍摄十多个小时后，晚上继续对接别的工作，连轴转。

平时来回4小时的通勤，为了在地铁上接收大文件，我专挑了一张信号稳定的电话卡。电脑随时随地带着，置顶的都是工作群。在这种节奏下，精神是高度紧张的。就算休年假，也是换地方工作。朋友都知道我很忙，就算喝醉酒了，想打电话来，都会先问一句：在忙吗？

我有时候会算，自己一年有多少天在地铁上度过了，这份工作真的有这么重要吗？

老叔的生活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——其实可以不用忙得那样昏天黑地。我羡慕他身上的那种松弛，用比较低的成本维持生活，换来的自由能做喜欢的事情，没事儿写两笔书法，盘盘小核桃。有人可能觉得，老叔有点太松弛了。但这是他的生活方式，也没有伤害任何人。

老叔的棋友会说，“上王占义家，他那里没人管”，他们羡慕老叔的自由。有时候，家里太吵了，两三个棋盘，四五个人下，还有人排着队。老叔会从家里溜出来，想打篮球，但那帮年轻人不带他玩，他就站在球场边看别人打，看着挺心酸的。

那段时间，我把县城的每一条胡同，每一条街道都走了两三遍。房子又矮又破，院子里堆着木柴，脏兮兮的冰雪冻在路上，还有烧火的烟煤味钻进鼻子。但就在不远处，立着一块高档KTV牌子，晚上霓虹闪烁。抬头往上看，破院子的背景是新建的高层住宅楼，挂着灯笼。一条胡同，却有折叠的感觉。

老叔（右）站在球场边看年轻人打球。

有用和无用

开始拍这部片前，我从公司辞了职。春节回家碰上疫情封控。一切都停滞了，父母也都叫我先别回北京。

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。放在平时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人不工作，每天拍自己老叔，人们恐怕都觉得我魔怔了，我也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。但因为封控，这就变得正当起来。老叔没什么犹豫就答应了。

有次拍摄，我的镜头带到了一个60多岁的邻居。那人不知道我是在拍老叔，他说：“你别拍我，你拍那个老光棍（老叔），他肯定有故事。”

老叔排行老六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有的哥哥比他大十多岁。二哥尤其有传统大家长的气质，会在逢年过节时表示出对老叔的不满，“你看你这样子，怎么能行”。在他看来，人就应该在二三十岁的时候结婚生子，踏实过日子，因为他们都是这么做的。

我记得零几年，老叔订过一门婚事，是别人介绍的。女方中等身材，大眼睛，别的就没有印象了。最后老叔悔婚，说不合适。后来再有人给介绍，他都拒绝，“介绍什么，没有用”，或者推脱有事，骑自行车走了。

2017年左右，他给我打过个电话，说在学按摩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，比他小20岁，挺聊得来的，问我应不应该把握这个机会。我觉得他们年龄差得有点夸张，但还是说“你觉得行，你就把握”。后来，他们俩应该是在一起了，还一起去过香港旅行，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成。

我拍到过他和一个卖保险的女人一起在公园放风筝，吃冰糖葫芦，有点像约会，但中间又掺杂了聊保险的话题，老叔吐槽：“你下午来就是跟我洽谈业务来了。”后来这个人没再出现过。在整理老叔遗物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份几百块钱的保险单，我猜是他跟那个女人买的。

从某种方面上讲，老叔是一个无用的人。他年轻时被人打瞎了一只眼睛，经历下岗后没再有稳定的工作。早些年他还想过各种挣钱的法子，开餐馆、卖包、开小杂货铺、承包商场里的儿童游乐区……都没做成。

他初中学历，能得到的机会不多，挣钱能力也确实不行。在我拍摄的时候，他的房子租不出去，改成了按摩店。也没人来，只好拿我练手。

老叔拿王超练手。

生活上也有点笨拙。老叔不会用ATM机，搞不懂手机卡流量的规则。他不知道怎么应付电话里的推销，问我该怎么屏蔽。2015年我在北京实习，他跟我来玩了一趟，自己出去晃，没一会儿就给我打电话，说走丢了。他也有聪明的一面，那会儿我住潘家园，正准备搬家，他很快想到，把不要的家电和杂物拿到附近的二手市场卖掉。

我觉得我和老叔有点像，都喜欢文艺的东西。老叔爱看书，喜欢张爱玲、张贤亮，也看历史和武侠。他家里的小仓房里放着很多纸箱，有一堆书，有的折了角，有的上面有笔记，感觉看了不止一遍。当地图书馆的馆长是老叔同学的爱人，知道他爱看书，会给他多借两本。他在那儿一坐就是一天。

县城崇尚“读书无用论”。人们希望孩子考上好大学，但心里又明白“书读得再好，不如有个好爹”。有人看到老叔在看书，会调侃，“又研究文学呢？”“有什么新感悟了？”

我上学的时候总会想，怎么所有东西都要按一个标准呢？学鲁迅的杂文《“碰壁”之后》，要解释什么叫“碰壁”，只能按照标准答案来——得说“遭遇困难阻碍”，不能答“在人生道路上撞墙上了”。

我当时是我们班课外书的中转站，但学校给的约束太多，从初二第一个学期开始每周就放半天假，课间有时连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。不服管的会被体罚，老师用空的桶装水瓶咚咚咚砸脑袋。我父母常去外地做生意，批发水果，不怎么管我。家里的相对自由可能也是我没有人格分离的原因。

拍摄的时候，我在想，老叔真的是“无用的人”吗？可能也只是在实用主义的标准下，看谁能在有事的时候拿出钱来。

我反倒觉得自己做过的很多工作是“无用”的。我拍过珠宝商城的宣传片，也给老板拍个人宣传片。给奢侈品写案子非常费劲，因为我平时完全不关注。后来我学会用套路，找当下的情绪点，套到有反差的人物上，用错位制造笑点，容易传播。

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时候，“脑暴”是我最讨厌的一个词，整天聊一些大词，什么社会结构性问题、人的异化，虚头巴脑的。面试第一家公司，我穿T恤、牛仔裤，领导戴鸭舌帽，穿个马丁靴。我管她叫姐，她让我叫她的英文名。后来有人管我要英文名，我都说叫“Chao Wang”。

入行的时候，我以为工作和创作并不冲突，但实际上，很多片子拍出来都很难称之为作品——要审美没审美，要技术没技术，也没有观众的反馈，纯粹就是一个产品，一切都是为了客户的一句话。那些片子我都不会留在硬盘，觉得自己是在生产垃圾。

内蒙开鲁县。

重要的一课

经过那5个月拍摄，我和老叔关系更近了。后来我回去工作，他会给我发些自己去参加下棋比赛的照片，附上几个周星驰的表情包，或者告诉我家里下大雪了。

差不多每隔一个月，他会托我买红双喜，10块钱一盒的那种。我猜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借口，这样我们就有理由保持联系。他给我发红包，我也会收，不然我怕他不好意思。老叔去世前，我还给他买了烟，想过年给他带回去，现在送不出去了。

我给老叔发的最后一条消息，是B站上一条关于刘小样的视频。我觉得他们有点像——文化程度不高，但爱看书，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也向往外面的世界。视频发出去，老叔过了一天也没有回我，通常他不会超过三个小时回复的。我当时有种预感，觉得出事了，托我妈还有一个同学去看。

他们砸开了老叔家的玻璃，发现他趴在地上，身体浮肿。尸检报告上说，他当时至少已经走了3天，死因是急性心梗。餐桌上还摆着一些剩饭剩菜。我买了第二天最早的机票回家，直奔殡仪馆。我没有看他最后一眼，想到他身体已经变形，我受不了。

我和老叔见的最后一面，是陪他去打扫新房。在他过世前，他把老屋卖了，搬进了一套新房。他那天话很多，特别有劲儿地搞卫生，盘算着怎么布置这个家。我也想好了，打算送给他一个微波炉。老叔去世后，我连着几天没睡，出现了心率不齐的情况，也住院了。出院后，我在老叔家里收拾遗物，翻出了一些菜谱、歌词本还有摘抄本。

我原本想拍10年、20年。有很多想问他的，都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比方说他对婚姻、人生的看法，这是很大的遗憾。我有次梦到老叔，是他的一个背影，一下子滑过去。

醒来后，我感觉我那间屋子很黑，很安静，特别空旷，好像世界上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了。我想，老叔可能也有无数个夜晚是这么过来的——半夜醒来，发现白天热闹的房间，晚上变得空荡荡的，世界上就剩他自个儿。

老叔走在广场上。

老叔走的这3年，我没再回过老家。待在那里，会让我想到他。其实在那里密集拍摄的5个月，我也慢慢下定不会回来生活的决心。

县城的生活太有惯性，一个人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愿望和动力去做出改变，基本就被牢牢钉在那儿了。在老叔的棋牌室里，不同阶层的人齐刷刷地摆在你面前。不论是所谓过得好，还是不好的，他们都抱怨生活和工作，觉得老婆孩子很烦、领导很蠢。但他们也不做出改变。互相的安慰也都是呛人的，“你爹是县长啊，你抱怨”，意思是你就受着。

我代入去想，如果我回到这里，估计也会变成这样。我看到一些童年的伙伴，他们完全长成了上一辈人的样子——在相似的环境里打牌，连表情都是一样的。牌这么一翻，20年，一代人就这么过来了。一根烟抽着抽着，头发就变白了。我不会喜欢这样的自己。

说对家乡没有留恋是不可能的，但一年回去待几天也就够了，那里只是我长大的地方，不是我能一直生活的地方。有一次我和同学去澡堂搓澡，我跟师傅说：“您好，能给我一块澡巾吗？”大哥愣住了，像没听懂，同学拍了拍我说：“别说什么您好，得说‘大哥给我整块澡巾’。”

2022年，我再一次离开广告公司，那之后，没有再去公司上班，受够职场的斗争了，也不想陷入恶性循环——在不同的工作中来来回回换，总有新的问题出现。

老叔和县城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，他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生活，也没说过后悔从前的选择。他的离开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课。很多事无非就是生死，活着的时候应该对自己坦诚一些，不要反复横跳。

上班的时候，有创作机会找到过我，但我没勇气离职去干。回想起来，那是一种“既要又要”的心态——既想要一份稳定的薪水，又想实现创作理想。也有对未知的恐惧，不知道真的成为自由职业者，会面对什么。

刚毕业那些年，收入不稳定，会向我妈要钱，心里挺有负担的，毕竟一直以“独立”自居。她劝我：回家比外面省心，没那么辛苦。我跟她讲，以我的性格去体制内工作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最多整个合同工，不会人情世故，也不喝酒抽烟，很难在县城生存。

但后来频繁换工作，也觉得受挫，拿不出什么作品，心里还有一个困惑是——自己这样做是不是错的，就我事多？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受，我不行？也怀疑自己在大城市的生存能力。

现在我从市区搬到宋庄，租了间一年3万3的两室一厅，养了一只美短。平时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、看电影，最近在看央美教授邱志杰的《实验主义者》。偶尔自己做饭，和朋友打打桌球，还会帮一个朋友捡柴，拿去烧壁炉。第二部长片在拍摄中，主人公是一个患癌的小姑娘。这是她抗癌的第四年，很乐观。

不上班的这两年，我也经历过困难的局面。给人拍片，垫了10万块给工作人员，但最后别人没给我钱，赔了不少。但渡过以后，也觉得没有什么了，还能坏到哪里去呢？现在的心态是，我知道做自由职业有风险，但我愿意接受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拧巴。

选了纪录片的行当，意味着放弃别的一些机会。如果一直在广告那条路走下去，现在是不是也能多挣点？会有这种想法，但不那么纠结了。维持现在的生活，月收入2万会比较充裕。但接活儿的话，收入没有那么平均。我不做理财规划，有的花就花，不花也就不花了。

今年春节，我去了趟马来西亚旅行，在槟城的海边散步。如果老叔来的话，应该会很喜欢。以前带他去南京玩，他脱了鞋在一个小水坑里捡鹅卵石，不停给我展示，像个小孩一样。我最想回到和他一起打篮球的时刻。有时候我们比赛，看谁投篮投得多，有时候是让他练习，我给他捡球。渴了就喝口水，累了就一起回家吃饭，特别放松、踏实。

（文中图片、视频均由讲述者提供。）